1979年对越反击战，我军西线总指挥为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，东线则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负责。不过战后对这两位老将军的评价，却有着一定的区别。杨得志实际指挥作战的时间不长，因病退到了后方休养，由张铚秀接替指挥；而许世友将军全程在线，按理说出力更多。但军界对杨得志的评价反而更高一些大连股票配资，有一些领导对许世友的战术提出诟病，不少能征惯战的将军也对东线战况不满意。
这令许世友一度情绪低落，甚至主动向邓公“申请处分”。那么邓公是如何回复的呢？
反击战前根据许世友的布置，我军计划依靠规模和火力优势“平推”越南军队。此时已经是70年代末，尽管之前一段时间国内局面并不稳定，军队的装备发展有所停滞，但解放军的总体实力还是在越军之上。
许世友的构想，跟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时的对敌战法有所区别
，他提出全线进攻、同步推进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毕竟部队的实际条件变了，许世友认为按照这种打法，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实际伤亡。
展开剩余76%但上级的意见，却是坚决穿插包围，采取战略大迂回的打法。这是解放军多年来的看家法宝，与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时的战法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仍然延续着之前的作战思路。许世友本身并不十分赞同，但他执行了上级的决策。
最终战争胜利，但东线的推进速度却被认为比较缓慢，并且伤亡比西线要大得多，这是许世友受到批评最多的一点。
尤其是高平之战，打得并不理想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下级指挥员反映许世友的“指挥风格问题”。
例如在战前动员时，许世友规定“临阵退缩者杀，畏敌不前者杀，延误战机者杀，不听指挥者杀”。诸如此类的提法很多，虽然有开国将军的气魄在里面，但似乎不够文明，令一些有文化基础的官兵产生了抵触情绪：哪能动不动就对自己人喊杀？尤其当时解放军新兵较多，用相对粗犷的方式来教育和指挥，被认为是不适当的，这种说法见仁见智。
后来在轮战期间，一些大军区首长纷纷找到许世友，希望能够让军区内的部队上前线，获得立功和适应现代战争的机会。许世友认为这与中央的既定策略不冲突，于是大部分都批准了。结果有些部队到了前线缺乏约束，在不熟悉敌人打法的情况下损失较大，甚至有的军一次性丢掉几个营的部队。
这也被认为是许世友的责任，没有控制好战争限度，导致新来的部队陷入泥潭，造成了不好的国内外影响。
邓公得知许世友自请处分的要求时，只是哈哈一笑，说了一句：许世友的指挥没问题，处分什么？
而在对越反击战后对外的官方评价中，也基本肯定了许世友、杨得志等高级指挥员的表现，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。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，因为中央评价前线指挥员，最终要看是否达成战争目的，而非具体细节。对越反击战震慑了外部敌人，为我国赢得了好的发展环境，这个目的达到了，并且还使大批部队进行轮战，提升了战斗力和经验。
至于细节的优劣，并不是考核许世友指挥水平和表现的关键因素。邓公抓住问题的核心，自然不可能去处分带兵取得胜利的许世友将军。从另一个细节去看，当时正值70年代后期，许世友在几年前对于国家和军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很多朋友也都了解。在这个时候，自然不可能处分一位于国于军都有功劳的老将军。
不过许世友自请处分，并不是为了做样子。他确实对于作战过程感到不满意，评价道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。
这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军，对自己的高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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